客居异乡，屡屡遇上这样的询问：“故乡何处？”我答曰：“福建上杭。”有时还加上这么一句：“我是客家人。”对方顿时来了兴趣，递上这么一句：“这么说你可以生两胎啰。”我辩道：“我是汉族！”对方脸上顿时挂起一副“你有没有搞错”的表情。不愿罢休者会继续说：“客家族不就是少数民族嘛。”面对不少文科教授和博士的质疑，我暗暗地纳闷：难道客家人的宿命就是“永远的外人”？
　　《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尽管近几年日益兴盛的客家学对“客家”的源流众说纷纭，但客家人确确实实是其定居地的“外来户”，也就是说，故乡同样是异乡。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一个独特而稳定的民系，他们是一群“文化流民”，他们打破了安土重迁的精神枷锁，他们永远“在路上”。 为了逃亡的便利，客家女人在迁徙途中要与男子一样跋山涉水，所以一直保持着天足传统，拒绝缠足。太平军中以洪宣娇为代表的女将大显身手，以至曾国藩恨极而咒之为“大脚蛮婆”。据说客家妇女在南迁时都手拄坚韧的竹杖，这支竹杖里的竹节是被打通的，其另一用途是帮助女人像男人一样站着小便，因为一旦蹲下，她们便永远站不起来。而客家男人多以厮守家居为耻，他自己不走也可能被父母和妻子撵出家门去闯荡天下。在我的老家，未婚男人不愿出门者被讥为“灶下鸡”，意为只能在厨房的灶下捡拾掉下的饭粒的家鸡；已婚者则被讥为“老婆的裤带子”。客家的血缘是流浪的血缘，他们在经历了千年迁徙的苦痛后继续漂泊，翻山越岭，漂洋过海。他们既“家而客焉”，即在故乡作客，又“客而家焉”，在荒芜的异乡构筑起新的家园。东南亚有句名言：客人开埠。客家人就像地瓜藤一样落地生根。
　　作为“永远的外来户”，客家人常被土籍侮称为“客家佬”，甚至有人诬之为“客贼”。广东的《新会县志》以“犭客”代“客”，而《四会县志》则以汉字无“犭客”字而猜测“客乃犵之讹”，由此而引申出“犵贼”、“獦獠”的恶意诽谤。因太平军的主体为客家人，曾国藩称之为“粤匪”，并专门写有《讨粤匪檄》。太平军被镇压后的一段时间内，从1856年开始，广东西部爆发了一场绵延12年的土客械斗的大灾难，产生冲突的客家人和广府人死伤和失踪者超过50万人，客家学者称之为“仇客分声”。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乌尔葛德英文版的《世界地理》，其间的“广东”词条下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这种侮辱性言辞引起了广大客家人的极大愤慨，迫使商务印书馆通告全国认错，并改出新版。1930年7月，广东省建设厅出版的《建设周报》第37期刊登介绍客家风情的文字，其中有言：“吾属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则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这种来自外部的文化歧视强化了客家人的自我认同，并且成为推动客家研究的历史契机。顾颉刚、罗常培、潘光旦、李济之等著名学者都敏锐地意识到客家问题的深远意义，客家学者罗香林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和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更是成为客家学的奠基之作。
　　今天，英才辈出的客家人以其非凡业绩让世人刮目相看。但是，在我的老家龙岩市，同为南迁汉人后裔的“河洛人”依然有个别人秉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有女不嫁客家人。更为滑稽的是，他们觉得将女儿嫁给生在城市的客家青年尚可忍受，将女儿嫁给一个客家乡巴佬则是忍无可忍。大学毕业后，我在龙岩工作了几年。记得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一位家在本地的女同事，她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喝茶。她母亲十分热情，拿出时鲜的水果和精美的糖果，不断地添茶倒水，还要留我吃饭。可当她在无意间听到我是客家人时，脸上陡然浮现的遗憾让我刻骨铭心。如坐针毡的我尴尬地想着如何和同事告辞，她母亲却从厨房探出头来让她去买米，言外之意自然是不留我这样不受欢迎的人吃饭了。事到如今，这场戏剧性遭遇依然带给我一种难以忘却的羞辱感。更为荒唐的是，“河洛人”的男人喜欢娶客家姑娘为妻，因为客家姑娘温良贤淑，而一些娶了客家人作妻子的男人，竟然也理直气壮地阻拦女儿和客家男儿的婚事。我的一位朋友在十年前娶了当地姑娘为妻，可他老岳丈至今不和他说话。2000年正月，回乡探亲的我到龙岩市新华书店购买大型电视纪实片《中国客家人》的VCD，一位家在当地的售货员在现场播放碟片时，指着电视屏幕对我说：“客家人真难看！”我调侃地问：“丑的就是客家人了？”她毫不犹豫地答：“是！”我说：“我就是客家人！”她说：“你不像！你的普通话讲得那么好！不可能！”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总是比善意维持得久远？
　　作为“闯入者”的客家人永远地失去了名正言顺的故乡，这些自中原南迁的汉人之后以一种傲气和固执竞相用谱牒记下祖先地望、家族源流，他们在家谱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中原远祖的辉煌，并以衣冠士族自居，借以秉持着一种尊贵的精神血缘。其实，晋代的“衣冠南渡”与唐中叶以后客家先民的大举南迁并无直接关系，士族阶层也已逐渐没落。经过战火与灾患中的颠沛流离，不管祖先如何地阔过，进入南方山区的客家人成为事实上的底层平民。在不愿自弃的遗民心态中，沉积着客家人在自尊与自卑间挣扎的复杂心绪。但是，拒绝被同化、拒绝被吞噬的固执，使客家民系成为较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原遗风的活化石，而最为难得的是，他们绝不一味地沉湎于无聊的怀旧，绝不自欺欺人地逃避现实，而是以强烈的自我认同去面向未知世界。他们在追思遥远的精神源头时，绝不是为了回去，他们只是把这些记忆刻在心上、写在纸上，行动的双手勤劳地建设着现实的家园，跋涉的双腿丈量着更加遥远的土地。他们是情感的归人，实践的过客。
　　客家人在发黄的谱牒上记载着生命的来处，这是纸上的故乡。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走回生命的“老地方”，所以他们在辗转流离中依然贴身存放着家谱，祖宗牌位与生命共存亡。纸上的故乡是移动的故乡，祖宗牌位是能够行走的生命之根。譬如记载我的祖先筚路蓝缕的历史行程的《黄氏家谱》，其中有联云：“孝义无双，教化第一”；“政教颍川推第一，文章江夏羡无双”。联中典出汉代黄香与黄霸。黄氏为江夏望族，因名“江夏堂”。这样的记忆是如此的疏淡，甚至不无牵强附会之处，但当他们如风筝一样孤苦地飘零异乡时，祖先胼手胝足的血泪行程就如无形的长线一样牵系着他们的灵魂，感受到如伏在母亲胸前一样的安宁，使他们从像苦难一样厚重的历史中发现自己的悲哀的渺小。在这样的“多级跳远”中，客家人从不以远离家乡为数典忘祖，那些能够另辟家园的第一代总被誉为“开基之祖”。在做客异乡与反客为主之间永不停止的精神循环中，客家人成为走得最远，也走得最为广阔的人群。纸上的故乡既远在天边又近在脚下，“客家”的真正蕴涵只能是“生活在别处”。

　　——摘自《客家漫步》，黄发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P2－5。

输入您的搜索字词 提交搜索表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