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北到南的艰难迁徙中，客家人走到了大陆的边缘。在人口众多却无地可耕时，在政治反抗失败时，在沦落为失去人身自由的“猪仔”时，大陆的所有路途都被决绝地抛在了身后。这些路途对于别人而言，是走向富裕、升迁的捷径，意味着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但对于被逼到海边悬崖的客家人而言，它们共同通向的都是绝望与死灭。在现成的路都已堵塞的时候，无边的苦海成了最后的选择，这万顷波涛要么是自己的葬身之地，要么是通向光荣的血路。既然回头无岸了，就是死也要死在还存留着一丝生机和希望的远方，让不羁的灵魂化成大海上自由的浪花，坚决不让自己成为刀俎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即使死于自己的冒险，也要比在别人的胯下偷生来得壮烈。
　　客家人漂洋过海有着悠久的历史。南宋末年的梅县松口农民卓谋是第一个留下姓名的出海人。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梅县志》记载：元军进占中原，入江西、福建、广东一带，宋右丞相、客家人文天祥先后在赣州、嘉应州（今梅州）客家人中征集义军，起兵勤王。时梅州等地有八千多人从军，据传仅松口卓姓就有卓谋等八百人。1278年12月，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北）被俘，部分义军随抗元将领张世杰、陆秀夫退至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崖山兵败，陆秀夫先令家人跳海，然后抱着小皇帝赵昺跳海，宋朝官兵跟着跳海殉国的不计其数。卓谋与十多位幸存者乘坐木筏，随波逐流了两三个月时间，南渡到一个荒岛上，他们名之曰“婆罗洲”（今印尼西加里曼丹岛），以后下南洋的客家人沿用了这一名字。
　　不愿作俘虏的卓谋以放逐自己的代价，置之死地而后生，从万丈深渊走向彼岸，在荒凉的岛屿上开辟出富饶美丽的海上花园。大约五百年之后，这片被华侨称作“金山”的土地，吸引了另一位寻找新大陆的客家之子——罗芳伯。不满清廷统治的罗芳伯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邀集“亲朋百众，冒险出走南洋”，他们从家乡梅县出发，“由梅走歧岭，经老隆，顺流从东江而下，抵羊石。自虎门觅得出海之路，一帆高挂，飘入万里长空”，最后在加里曼丹西部坤甸登陆。当时坤甸及其附近的曼多一带是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他便以坤甸为根据地，与同乡组织“兰芳公司”从事垦殖与采金等业。1777年，罗芳伯在部属与当地土著的拥戴下，建立“兰芳大总制”，被推举为“大唐总长”，首府设在曼多（东万律）。这个实行“内部自治”、元首“择贤而授任”的实体，已经初步具备了民主共和政体的特征。海外客家人不无自矜地视之为世界上最早的“共和国”。
　　并非所有的漂流都出于自愿。抛别身后的家园，并非对这片土地不再依恋，而是这依恋的权利也被不幸地剥夺。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广东西部爆发大规模的“土客械斗”，当地邪恶势力与西方殖民当局勾结，将械斗中俘虏的客家人作为“猪仔”卖到海外。民国《赤溪县志》载：“（客家人）有为土人所虏获者，于杀戮外，则择其年轻男子，悉载出澳门，卖往南美洲秘鲁、古巴等埠作苦工，名曰‘卖猪仔’。”这些人常被扔作一堆，套在巨型网兜里，用吊车吊装到货轮上。他们不再被当成人，而是在侮辱与损害中成为“人猪”，挤在底舱中吃着“猪食”，过着连猪都不如的生活。那些在狂风恶浪与烈日烤晒下暴毙的生命，总是被扔进大海成为鱼食。而那些因衣食无着而自愿卖身海外的客家人，被美其名曰“契约华工”，可三年五年的契约期的拼死拼活，常常仅能偿还“过番”的债务，那些单身外出后能够赚钱回乡娶亲成家的，“仅百得一、二”。
　　1953年回到祖国的客家归侨吕德才先生写有《曾祖父“过番”考》。其曾祖吕林君是广东陆丰县客家人，是打石工人又会做木匠活，到花县打工时参加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然后穿着一条被英军子弹打穿了一个洞的云纱裤衩，以“卖猪仔”的方式，亡命天涯，到北婆罗洲（今属马来西亚）砂捞越古晋石隆门金矿做苦工。当地时有华工一千多人，多数为客家人。约十五年后，他迁居西婆罗洲（今印尼西加里曼丹省）邦戛镇老楠角村，以种水稻和椰子为生。吕德才先生1994年回印尼探亲发现曾祖种下的椰子树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树龄。
　　朝着另一个方向，客家人将梦想停泊在海另一端的另一道海岸——台湾。又是一个朝代走向覆灭的关口，闽西粤东的客家地区在明末再次成为反抗异族压迫的根据地。在这片曾经哺育了南明政权的土地上，崇正的客家人将反清复明的火种引燃成燎原之势，闽西永定的苏逢霖、李天成，粤东大埔的江龙，与郑成功呼应，构成鼎足之势。江龙随后成为郑成功的镇将，而郑成功的心腹大将并在郑经继位后掌管军务的刘国轩是闽西汀州人氏。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客家人随着闽粤两省大规模的跨海移民潮，到台垦殖，并在此继续实践其复明之志。1683年，清朝平定台湾，但功臣施琅却奏请清廷“暂禁开海”，获准后颁布“移民三禁”，即：渡台者必须先给原籍照单，经两岸海防稽核批准；渡台者不许携带家眷；严禁粤东一带客家人渡台。1696年施琅去世后，特别是康熙晚年平定“朱一贵事件”后，“海禁”由松弛而进一步开放，客家人才改变了从澎湖一带港口顺风漂流甚至是“私渡”至台的冒险，大规模迁移入台。然而台湾也并非乐土，入垦台湾较迟的客家人只能聚集于较为恶劣与贫瘠的偏远山区，并与土著居民以及先于他们入台的闽南人产生大规模冲突甚至是恶性械斗。居住在彰化阿束社附近的客家人就有黄仕远等十四姓十八人死于土著的剿杀，而凤山县的闽南人与客家人的械斗，持续了一百六十多年，其中较大规模的就有四十多次，尤以乾隆六十年的械斗为甚。身为闽南人的施琅在世时长期偏袒闽南人，将罪责转嫁给客家人，他对客家人的严格“海禁”与此密切相关。“后来者”身份几乎成了客家人千年来的悲剧根源，他们总是在别人不愿意光顾的穷山恶水中活命，拣别人不屑的剩饭，但这种卑微的要求也被视为大逆不道。其实，从他们告别中原南迁的时刻起，“后来者”就成为永远的宿命，先入为主者也总是把他们看成寄食的不速之客，家园成了流浪地，身在故园却成了望乡者与局外人。
　　客家第一代出洋者多数把家小留在故园，只身漂流，像一只候鸟一样珍藏着“回唐山”的梦想。而这个搁置了数年以至数代的梦想，最终落地生根，像吕林君种下的百年椰子树一样守望着往返于故乡与居留地之间的季风。而多情的季风也会忍不住同情对岸那些望夫的妇人，将凄然吟唱的“过番谣”徐徐地吹送到远方：
　　　　阿哥出洋飘大海，
　　　　三年四载冇转来。
　　　　灯心打结吞落肚，
　　　　冇人解得我心开。
　　而在去留之间，过番者的辛酸真如二马分尸，回头没有生路，不回头又要让心上人痛苦地等待多少年呢？
　　　　柑哩跌落古井心，
　　　　半身沉来半身浮。
　　　　回头只有寻死路，
　　　　过番又让妹心愁。
　　侨乡福建永定流传着这样的传说：一中年客家妇女虽然目不识丁，却心灵手巧。她丈夫外出南洋，在十几年杳无音信之后，又托专门联络南洋和内地的信使——“水客”捎回光洋。做妻子的只好以画代字，用“无字信”与丈夫沟通。家中房屋失火烧去一角，她在纸上画上自家房屋的轮廓，再用火柴把画上的房屋烧去一角，套进丈夫早已写好的信封，交给“水客”带到南洋。用丈夫寄回的钱修好房屋后，她悲喜交集。悲的是堂上的婆婆白发苍苍，常倚门遥望，盼子还乡；悲的是韶光流逝，转眼间如花的容颜憔悴如灰；悲的是丈夫“过番”前怀上的孩子已经成人，却从未见过父亲的面。她特意去药铺中买了几片当归，扯下自己的一绺白发打成一结，放进信封交给“水客”。传说里的丈夫见了“白发当归”后，起程返乡。但事实又是如何呢？那些“隔山娶妻”的过番者，自己常年寄居他乡，连委托父兄迎进家门的妻子都从未谋面。而在亲生父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教导中答应了自己的婚事的妇人，过门后才知道自己只能与公公怀抱中的公鸡拜堂成亲，独守空房的日子还要苦熬到什么时候呢？
　　忽然想起沈从文《边城》结尾的一段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摘自《客家漫步》，黄发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P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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