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第观念

　　门第观念是士族制度的产物。唐末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但士族重门第的观念却顽固地保存下来，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支配着官宦士大夫阶层的思想。

　　在客家先民中，官宦士大夫家庭只占少数，但这部分人有文化，有社会地位，他们的思想观念很自然地成为客家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观念，以此之故，门第观念在福佬和客家社会特别盛行，主要表现在以郡望自矜和攀附官宦权贵为祖宗两个方面。以姓氏源流而论，本来每一个姓氏都有多种来源，像刘氏，有彭城刘、中山刘，还有虏姓的洛阳刘；像谢氏，有陈郡谢、会稽谢，还有西南蛮姓之谢；李氏则有陇西李和赵郡李两大系，还有虏姓契丹之李；其他各姓率多如此。但出现在客家族谱和堂号上的，却几乎一律是著名望族之陇西李、范阳卢、太原王、陈郡谢、荥阳郑、颍川陈、彭城刘、天水赵、江夏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暴露出客家人门第观念之根深蒂固，为了攀附名门望族，不惜弄虚作假，伪造祖宗。

　　畲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与汉族不同，本来并没有类似于汉族的门第观念，特别不会有汉族的郡望和汉族的官职。但与客家人或其他系统的汉人（如福佬人）错居杂处久了，受到汉人门第观念的熏染，竟然视自己不是出身显贵郡望、祖上没有任过汉族官职为丢脸，甚至以自己的土著出身为羞，也想方设法伪造族谱，把自己粉饰为汉族名门之后。但是既然是伪造，总不可能天衣无缝，总要露出作假的痕迹。本书前面述及的梅县《松口钟氏谱抄》，其祖先钟宝随身不离“金铜、宝图”，本属畲族无疑，但为了伪托颍川郡望，刻意编造“钟宝于唐高祖时从颍川避兵江南”的故事，这是畲族编造族谱攀附汉族名门，受客家门第观念影响的一例。上节所述钟大焜倡修连环总谱，使所有畲族钟姓都统一到颍川望族之下，旨在自高身价，减少受汉人歧视的压力，更是畲族受汉族门第观念支配的集中表现。

　　二、中原正统观念

　　客家社会流行的另一种风尚是中原正统观念，以来自中原为荣，以南蛮出身和中原之外其他地区出身为耻。这也是官宦士大夫阶层因长期受封建正统教育而产生的观念，又由士大夫阶层影响至一般平民百姓，进而影响至土著民族。客家各家族都自认中原郡望（非常广义的中原概念，把范阳、陇西、江夏、彭城等都包括在内），并都声称由中原辗转经宁化石壁迁来，就是中原正统观念的产物①。同样的，土著民族编造的族谱，也总要认同于某一中原郡望，还要将先世的迁徙路线说得曲曲折折，无论从哪儿来到哪里去都经过了宁化县。例如前引《松口钟氏谱抄》，除了附会上颍川郡望外，还要牵强地叙上一笔“后流在福建宁化县白虎村，安家乐业”。以此证明自己祖宗乃中原望族。于此也可见中原正统观念与门第观念关系密切，这两种观念可说是互为表里的。

　　三、封建礼教观念

　　闽越土著和南迁的武陵蛮，唐宋时刚刚跨过氏族部落制的社会发展阶段，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浸染，在人际关系上没有汉族三纲五常那一套，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开放自由。这些在汉族官宦士大夫看来都是恶俗，必须痛加惩戒。由于客家先民中官宦士大夫阶层之社会意识的影响，也由于一些地方官的整治，不少土著民（或南迁武陵蛮）接受了汉族的封建伦常思想，并且表现在实践上。例如宋代的韶州，据《庆源王氏源流及分迁录》所载：

　　五十三世益，字舜良，宋仁宗时，登进士第……出知韶州。岭南习于蛮恶，男女无别，益首严治之。未几，男女之行者别途，胡安定采入《政范》。②

　　习于“蛮恶”的粤北土著居民，经过重视封建礼教的州官治理，能做到“男女之行者别途”，的确有点彬彬乎君子国之气象了。这是土著民族受客家封建礼教观念影响收效显著的一例。

　　四、耕读传家

　　客家地区山高谷深，交通不便，“舟车不通而商贾窒”，只能实行比较单一的粗犷型山地农业，商业很不发达，重农轻商的思想盛行。这样的土壤，决定了客家人要生存，只有勤于耕稼；要发展，只有读书仕进，舍此别无他途。因此，客家社会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旧时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训条，对于汀州客家人来说，更加刻骨铭心，更具无可比拟的魅力。清康熙间武平县举人林光阶写的《一年使用杂字》，在客家地区广为流传，对于客家人读书仕进的欲望和动力作了生动的描摹，其中有几段是这样写的：

　　世间第一读书篇，打扮学堂安圣贤……宗师月课府县考，头名案首志昂昂。学院场中取了卷，新入黉宫秀才郎。父母伯叔同兄弟，家中日日接报房，岁考复试加补廪，高升拔贡姓名扬。门前一对桅杆竖，表旌门第是书香。再加中举又中进，出入跟随衙轿扛。状元榜眼探花第，翰林学士近帝王。此是读书为第一，犹如平步上天堂。

　　在这里，作者为人们描绘了一幅读书中举、挤身上层社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诱人图景。这样的图景，正是贫穷的客家子弟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客家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南靖书洋塔下张氏宗族的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塔下村是九龙江支流船场溪源头幽深河谷盆地上的一个小山村，但它的宗祠“德远堂”却建得规模巨大，气派非凡，特别是环绕宗祠昂然矗立的一排石旗杆，名闻遐迩。塔下村的居民全姓张（娶进来的媳妇除外），“德远堂”是张氏家庙，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石旗杆却是清嘉庆之后逐渐树立起来的。塔下开基祖小一郎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来此肇基，头二百年骈手坻足地苦干，筚路蓝缕地创业，虽有发展，尚未成大气候，直到清康熙年间，宗族人口稍盛，经济上也有了一定基础，这才创建了宗族祠堂。从此开始，在宗族的鼓励下，族中一部分殷实人家开始注重文教，着力培养子弟读书进取。如此又经过将近二百年的努力，至清嘉庆间，族人首次叩开了科举的大门，给祖宗带来无上的荣光，也使宗族顿时提高了社会地位。

　　这位在张氏宗族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族人就是小一郎的十五代裔孙张金拔，他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庚午科五经中式，取为第五名举人，后来又于道光丙戌（1826年）科高中进士。以后历任府学教谕、书院山长，德远堂外石柱的楹联，就是他在中举两年后撰写的。在德远堂外半月池边的石旗杆林中，他立的那一根处在特别显目的位置。但他并不是族中第一个立石旗杆的人。在他之前，十四代孙张文采已先立一根。张文采于乾隆壬申岁（1752年）恩授直隶州司马。或许他的官职非由科举而得，可能属于捐纳之类，所以张文采在族中影响反不如张金拔。张金拔之后，张氏十四代孙张光邦于嘉庆十六年恩授岁进士，列封文林郎；十六代孙张克忠于嘉庆十七年选拔进士。张氏子孙接二连三金榜题名，真可谓世代簪缨，富贵绵延了。

    在封建时代，石旗杆是身份的象征，只有品官和有科名的人才有资格竖立。塔下张氏族中，每位中举或做官的族人都在祠堂门外立一根石旗杆，积累下来，德远堂外面的石旗杆已有十九根之多，它们昂然挺立，直刺青天，骄傲地向人们炫示张氏在科第和仕途上的荣耀。

    德远堂像一面镜子，清楚地显示客家人的基本价值观是贵重于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有读书中举，入流做官，才算得上人上人，才能光宗耀祖；最少也得捐个出身，求副顶戴，才能跻身上流社会。要不然，任你腰缠万贯，只不过是个见不得大场面的土财主，在读书人面前逞不了强，在宗祠族祠里摆不得谱，立石旗杆肯定没份。

    与塔下张氏类似的家族，有永定县下洋中川胡氏。胡氏于明初从长汀县迁来下洋中川肇基，子孙以打铁、做木材和烟丝生意为业，发家较快，一些宗支在明代已成为富户。后来有的子孙读书仕进，有的以富求贵，靠斥巨资捐助朝廷，换来尚书、大夫头衔。这些有功名和官位的子孙，也在家庙前立起石旗杆，中川胡氏家庙前的石旗杆曾达十五根之多。

    科举功名在客家人心中的崇高地位，反映在客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名画家宁化人黄慎的心态就很能说明问题。黄慎号瘿瓢，是清代驰骋画坛、名满天下的扬州八怪之一，绘画之外，也工诗善书法，有《蛟湖诗钞》传世。不过，他在诗和书法方面的成就毕竟逊于绘画，一般人只知他是杰出画家，并不知他同时还是个造诣颇高的诗人。而黄慎本人却“漫不重惜其画，而常自矜其字与诗”，喜欢把自己的诗作让人欣赏③，而诉说自己家境贫寒，学画是为生活所迫，出于不得已④。这种心态，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如出一辙。阎立本做到宰相之尊，却因为画艺高，还要常常奉命为唐太宗作画，当时艺人的地位很低贱，替皇帝作画必须跪着，虽然贵为宰相，也不能打破这一规矩。阎立本的自尊心因此受到极大伤害，告戒子孙无论如何不能再学画。黄慎的内心深处，同样也有自尊心受压抑的问题。因为画家成就再高，也只是画匠，是艺人，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诗作得好，字写得好，却说明读过很多书，是圣人之徒，是高尚的人才做得到的。因此，黄慎对自己的画和诗、书的一抑一扬，显然是惟有读书高的社会心理及客家人特别重视读书仕进的民系心理的折射。

    了解了客家人的这种社会心理，对于旧时代一般农村学校极少，读书人寥寥无几，而粤东客家中心梅县却村村有学校，出自该县的大学生、硕士、博士、教授、专家，成群结队，被誉为文化县、“文物由来第一流”的现象就容易理解了：这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思想的集中反映。

    由于重视耕读传家，连带着决定了客家人具有“重贵轻富”的人生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渗透到客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家居门联中，甚至在客家酒令和客家人的神明信仰中都有所反映。

    客家人的门联，常常用以寄托人生价值的宣示和理想的追求。以土楼楹联为例，如著名的振成楼二厅、中厅的有几副门联写的是：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

        言法行则，福果善根。

        从来人品恭能寿，自古文章正乃奇。

    院内石柱上的另两对楹联：

        能不为息患挫志，自不为安乐肆志。

        在官无惝来一金，居家无浪费一金。

    这些门联、楹联的涉及面很广，其中教人读书上进是必不可缺的内容，振成楼如此，其他各类土楼概莫能外。我们在龙岩适中瑞云楼的内院后进，看到墙壁画着书卷作为装饰，门联是：

        种德承先业　藏书启后昆

    鼓德楼左右厢房的窗楹为：

        书声、剑气

    门联是：

        立志在能传世业　文章华国自馨香

    长汀县涂坊乡流行的是五凤楼，而门联、楹联的内容与圆土楼、方土楼见到的情况相似，如涂丰儒围屋侧墙的楹联写的是：

        冬窗伴读笔生春　碧树花开并蒂莲

    透过各类土楼随处可见的激励读书向学的联语，以及直接设在土楼中的私塾如斯是室、文武厅之类，我们不难感受到客家人对于读书仕进的执着追求，感受到客家人重贵轻富的人生价值倾向。

    客家常用的一套酒令为：

     一品当朝，双生贵子，三元及第，四季发财，五子登科，六（禄）位高升，七星伴月，八仙庆寿，九九长生，全家福禄。

    其中讲富的只有“四季发财”一句，其余都讲贵和长寿，而直接讲读书仕进的就有“三元及第”、“五子登科”两句。

民间信仰的神明，实际上是人自己创造的。有人做过调查，客家地区民间信仰的神明，多达九十多种，各路神明的职司很庞杂，有管功名的，管升官的，管健康、长寿、平安的，管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其中真正的财神只有一种。而相邻的福佬民系，财神的种类相当多，甚至连关圣帝君都拉来充当财神。两相比较，客家人在富与贵之间的崎轻崎重，不言而喻。也就是说，对于贵的追求，对于文教的重视，在客家社会真是浸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了。

    五、尊师重教

    土楼内的匾额是对楼内某一特定空间的命名，除了标示该空间的功能外，同样用以寄托理想和追求；楹联和门联有时配合楼名或匾额，对其寓意作较明白的阐述。

    汀州流传的一则“杀老婆”款待先生的故事，为汀州客家人的尊师风气提供了更为生动的例证。

    故事说，某日黄昏，有一教书先生进京赴考，途经客家某山野谷地，正值朔风呼啸，大雨倾盆，先生一身泥泞，饥寒交迫，正愁没处安身，忽然发现不远山坡上有茅屋两间。急忙奔去，见茅屋里仅母子二人。说明来意，母子俩笑容满面，先打热水给先生洗澡，接着泡擂茶给先生充饥御寒，既而给先生烘烤衣裳，然后让先生在儿子床上休息。这些事都在顷刻间愉快地办好了，接下来要置办酒菜款待先生，却让母子俩搜肠刮肚，伤透了脑筋：米缸早已罄尽，银两更无分文，锅里只有红薯野菜，这能给先生吃吗？不，绝对不行！这太不成体统了！母子俩商量了半天，想起家中还有一只小母鸡，咬咬牙，决定杀鸡款待先生。于是，儿子噙着眼泪，一边拔毛，一边喃喃自语道：“杀老婆了！杀老婆了！”先生在隔壁听见，又吃惊，又纳闷，连忙去问大娘，大娘只得实话告诉先生：“我们是穷得帽子开花裤打结，一日三餐无米煮呀！儿子二十来岁了，还没钱讨老婆，全指望这只小母鸡下蛋，卖了蛋就买兔来养，卖了兔就买狗来养，卖了狗就买羊来养，卖了羊就买猪来养，卖了猪就买牛来养，卖了牛就有钱给儿子讨个穷家女子做老婆了。这个傻儿子，想到这层打算，所以咕哝着杀老婆呢！”当晚，先生睡在那儿子床上，盖着一床破棉絮；那儿子则在灶前铺捆稻草，钻进稻草堆里栖身。先生感动得涕泪涟涟。翌日晨，先生跪在大娘面前，纳头便拜，认大娘做了干妈，大娘的儿子成了他的义弟。不久，先生中了进士，官拜太守。上任后，即来探望干妈，拿银子给义弟讨了房好老婆。干妈死后，那先生还亲自去守灵尽孝。日后，义弟一家也粮丁兴旺，富贵绵延。人们说：这都是尊师的结果，天理昭彰，善有善报啊⑤！

    这则民间故事的细节是否完全真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客家人尊师的传统，已积淀为整个民系的集体意识，无论是再穷的普通百姓，无论他们与读书做官是多么的不相干，他们还是打内心深处尊敬老师，尊敬读书人。

注释：

①参见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第二章第三节，84－102页。

②转引自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

③许其卓《瘿瓢山人小传》中语。

④王步青《题黄山人画册》。

⑤王增能《客家与尊师重教》，福建省客家学会、福建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客家》1994年1期，38－39页。本文引述时个别文字略有改动。

——摘自《客家形成发展史纲》，谢重光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十章第九节，P34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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