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不少著名学者都指出,其理论水平已有了长足的提高。这自是题中之义。对于这么一个形而上的民系,其之辉煌、其之突出、其之不朽,当首先体现在精神的层面上,更何况她已哺育出一大批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毫不逊色的伟大人物。拥有这么一批“精神贵族”,客家学的研究又怎么可能停留在形而下的层面上,而缺乏理论的深度、人性的光辉呢? 这么一说,很多人又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在事实上,20世纪末重新兴起的客家研究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缺乏哲学的、文化学的、人类学的,当然,也包括美学上的提升,也就是说,理论色彩相当淡薄,热闹是热闹,但真正沉下来作理性思考的仍很不够。当然,这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这里,我无意否认,诸如田野调查、谱牒发掘等方面,业已获得相当的成就,为日后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也难免有些偏向甚至谬误,但这也是走向成熟的标志。 我不知道,是否前一段那种削平崇高、解构激情的思潮影响,才造成这门学科在重新兴起时便与其研究对象极不相称。或者,商品世界本身也在销蚀人类的精神,使之物化与失血。但这并不等于一切,精神是不可能淹没在五光十色的物质世界之中的,精神毕竟是单然而立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客家人的历史更证明了这一点,精神从来就没有被推倒过、被摧毁过。人类的精神生活,从来是历史中最真实的组成部分。抹去了一个民族或一个民系的精神史,所余下的只能是一个空壳,也就无所谓民族与民系了。 对于客家人这个几乎可以归入“精神贵族”的民系而言,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其精神史的把握,那就从根本上谈不上对这个民系的研究与了解了,精神史本来就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如同多灾多难的客家人一样——多灾多难是精神必然的宿命,但惟有灾难,方可激扬、锤炼出高贵的精神来,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有着怎样的处境,总有人默默地然而却是顽强地坚守着精神这个阵地,使整个民系永远维系着一个生动的坚强的灵魂。灵魂是决不会被剿灭的,愈是灾难,灵魂便愈是高高翱翔。我很不理解,那些起劲反对用“圣典”、用“客家魂”提法的人,对客家民系自身究竟有多少认识与理解,且不说认同与倾心了。莫非粗俗、肉欲、物化可在他的鼓噪下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么? 我们仍要强调,这是一个形而上的民系,其中最伟大最丰厚的宝藏,正是在精神上而非别的什么。所以,我们这个作为全国客家第一大省省会里仅有的客家文化研究所,开宗明义,便是立足于在精神层面上开掘这么一个民系的宝藏。精神的圣洁与高扬,从来就是历史进步中必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是最为珍贵与炫目的。 黑格尔曾经这么说过: 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 没有神庙,也就是失去了精神的依托,失去了崇高的价值,失去了心中的道德律——如此,将剩下什么呢? 而在这神庙上人们崇敬的,不正是构成这个民族或民系的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么?很难设想,没有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毕加索、卡夫卡等一系列伟大人物,犹太民族会是怎么样的?同样,没有了康德、歌德、黑格尔的德国,没有了牛顿、莎士比亚的英国,没有了拿破仑、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的法国,没有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索尔尼仁琴的俄国,又该是怎样的——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史的,不正是他们么?而一个民族没有精神的维系,则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了。正如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头颅一样。而一个民族注重于自身的精神生活,则永远有向上的、崇高的追求,这个民族才充满生命力。如果历史上充斥了物化的平庸之辈,也就无历史可言。历史必须是流动的、前行的、栩栩如生的。静止与沉滞构不成历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客家人这个民系,在精神生活上是富有的,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因为她注重灵魂的生活,所以才在其演进的历史上产生了那么多荤荤大端的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客家人,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上,都有着并不断推出自己的宝贵的人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高屋建瓴、叱咤风云、声名遐迩,留下不朽的建树。 推翻千年帝制的第一人、把中国真正引进现代社会的,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整个中国的,有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在政治、军事领域内,我们还可以举出数十、数百或更多的客家名人。 凭一卷《女神》吹响了中国新文化号角,在文学、史学乃至更多文化领域中有着卓著功勋的,有文化大师郭沫若;而在史学、语言学、文学与佛学上建树颇丰、学贯中西的,有一代宗师陈寅恪——在学术上,客家学者、巨匠,更是数不胜数。 被视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祖、又兼雕塑家的,大家立即便知道指的是李金发;而纵横欧亚大陆以及全球,以其远见卓识铸下一部部巨著,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学者、作家的,自有韩素音;而在美术上,融汇中西,开创中国画新纪元的,非林风眠莫属——文学艺术上,客家人更为灿烂的星空,俯视整个近现代。 科学上,更有一大批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医学家、建筑学家等等,不胜枚举。 正是他们,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中永不消逝的星辰,而不独属于一个民系。 面对他们,我们客家学研究的现状,无疑是相形见绌,很不够力度的;同时,也证明,离开了精神领域的研究,客家学不仅是不相称的,甚至无立足之地。他们拱托起了偌大一个天空,在精神上代表并引导了整个民系的前行,足以让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以说,他们才是客家精神的真正代表,是他们缀连起了一部客家的精神史——而在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正是客家精神得以锻造的历程,磨难、挫折、困苦,包括生死考验——谢晋元等一批民族英雄不正是这般舍身取义么? 精神只可能在苦难中锻造。 我们对精神史的研究,惟一的标准,便在于是否与其形成所经历的苦难相称。也只有深刻品味我们所经受的历史苦难,方可知道客家人的精神是怎样脱颖而出的,也才可能去拥有一个可信的、光明的未来,推动历史的进步。精神的财富,总是要比物质财富牢靠得多、有张力得多,用之不尽、取之不竭——试想想前边列举的所有历史人物对我们的激励与鞭策。 这样,“客家人有过去”,才不至于被读成“客家人不一定有未来”——过去的辉煌不一定就代表了未来或注定了未来。毕竟,对于一个迁徙中的民系而言,“到哪里都是少数,容易被各个击破,终至消失无踪”——这是台湾罗肇锦教授就我所著的《客家圣典》有感而发的。的确,已有人用“弱势族群”的字眼来形容当代的客家人了。自然,他们大都着眼于物的荣枯之上。 而客家人的精神是否也面临这种失落呢? 重振客家精神,正是我们这一书系的惟一宗旨。虽然还会有人会以为这三部作品太理性化、太深奥,甚至说读不懂——但愿这不是客家人自己说的。其实,客家的学者、作家,在当今的中外文坛上,已再一次崭露头角了,显示出可喜的后劲。这对于推动客家学研究,丰富客家人的精神财富,激扬客家之魂,无疑是个好消息。尤其是海内外,包括海峡两岸客家文化研究的互动,更展示出了一个瑰丽的前景。共同的文化背景,尤其是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是足以消弭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我想,客家人在世界、在海峡两岸,对于民族和解,是必可起到积极的作用的。我们不应当给自己制造苦难,既往的历史洞若观火,只要以理性的精神为导向,我们总能找到历史的出路。 我们希望,这套书系,只要能在客家人的精神史上留下那么一点痕迹,从而让后来的作品占有更大的空间,也就心满意足了。哪怕作为叩开精神史大门的一块砖,用后即扔掉,也同样没有什么遗憾的。我们只在于祝福,在于呼唤,一声振聋发聩的悠长的呼唤! 2001.6.28
——摘自《客家形成发展史纲?总序》,谢重光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P1-P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