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成文将军已是76岁的高龄，但思路敏捷，言谈犀利，他没有用“揭秘”、“内幕”等字眼，但在朴实无华的谈吐之中，所涉及的确确实实是大家所关心的历史真实。

    柴成文，原名柴军武。1936年参加革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曾几次陪同金日成首相访问北京，并多次参加金日成首相与彭德怀司令员商谈军情要务的会晤。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柴成文出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曾以联络官、谈判代表的身份，与“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桌上斗智斗勇，唇枪舌战两年整，被美方代表称为“深谙谈判艺术的人”。朝鲜停战后，他又担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为维护朝鲜停战协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回国后，柴成文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驻丹麦王国公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等职。离休后，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现任中朝友协副会长、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副会长等职。

——编者

    1989年，柴成文将军与他人合作，撰写、出版了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专著——《板门店谈判》，在国内外读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我慕名采访了他。

    将军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已是76岁的高龄，但思路敏捷，言谈犀利，举止言行中透出一股职业外交官庄重、沉稳的气质。那清晰的记忆力和缜密的思维逻辑，使人无法相信他已年逾古稀。

    将军的谈话开门见山。“我喜欢和青年朋友交谈，共同研究4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但要说两点：一是我今天所谈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了解的情况，以及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但希望你不要在文章中改动我的谈话内容，更不要随意增加什么东西。二是近几年出版了一些纪实文学，其中有些标题很吸引人，什么‘内幕’啊，‘揭秘’啊，而内容却多有编造。这不是研究历史、宣传历史，倒有点像毛主席所说的‘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既然是讲历史，就应该朴实无华。历史是怎样，就是怎样。所以，我不喜欢把这种谈话的内容称作什么内幕。把它称作‘抗美援朝战争纵横谈’是可以接受的”。

将军的开场白打消了我心中的某些顾虑。于是，我们就抗美援朝战争中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问答式的谈话。

出兵之前

    问：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到底谁先打第一枪，国际上众说纷纭，国内读者也有种种议论。我注意到，将军在《板门店谈判》一书中似乎是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真相到底如何？将军今天能否予以说明？

    答：每一次战争爆发后，对于战争责任问题总要有一番争吵。战争双方都常常指控是对方先打第一枪。但历史学家往往不拘泥于此，而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复杂的背景中探究战争爆发的深层缘由。朝鲜战争爆发时，其性质是内战。既然是内战，就应该研究战争双方究竟哪一方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进行的是正义战争。不研究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说谁打第一枪没有多大意义。

    朝鲜战争，开始是内战，后来外国介入，成为国际战争。作为国际战争，我在《板门店谈判》中说得很清楚了。作为内战，当时南北朝鲜在三八线地区重兵对峙，军事磨擦时有发生，冲突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要动手，却先引诱对方先打第一枪是很容易的。而且，朝鲜内战，是朝鲜民族内部的事情。谁先打第一枪，这个结论应该由朝鲜人民自已去作，遗憾的是，朝鲜半岛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南北双方的史学家无法坐到一起客观公正地鉴别史料。我读过北朝鲜的史书，也读过南朝鲜的史书。双方在此问题上结论截然相反。我们如果希望朝鲜和平统一而不想激化矛盾的话，就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什么。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板门店谈判》一书中未多讲这个问题的原因。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朝鲜南北双方已开始向和解与合作方向发展，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得出共同的结论。

    问：据说在战争爆发前，曾有一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籍战士返回朝鲜，并编入朝鲜人民军部队。这件事在国外一些出版物中被大肆渲染，并作了种种推测。将军能否谈一下此事的来龙去脉？

    答：可以。中朝两国是兄弟邻邦。日本占领朝鲜之后，许多朝鲜爱国志士被迫离开朝鲜，在中国组织抗日武装，并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日本投降前夕，金日成等朝鲜党主要领导人返回朝鲜，率领朝鲜抗日武装投入配合苏联红军解放朝鲜北半部的作战。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特别是第四野战军中仍有部分朝籍战士。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出生入死，英勇奋战，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

    中国革命胜利后，这些朝籍战士继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当时，朝鲜半岛形势日趋紧张。朝籍战士心系祖国，渴望回国为建设和保卫祖国贡献力量。

    1949年底，朝鲜党和政府致电中共中央，要求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籍战士返回朝鲜。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1950年初，朝鲜政府派总参谋部作战局长金光侠到中国，与聂荣臻代总长及中南军区首长就朝籍战士回国事宜进行了友好协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共有朝籍战士两万余人。中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将朝籍战士集中予以临时编组。中南军区向部队赠送了锦旗，发出了慰问信，并向每一位同志颁发了纪念品。

    从1950年3月开始，朝籍战士陆续回国，陶铸亲自到部队驻地送行，地方政府和沿途群众也予以热情的接待与迎送。中朝战友依依惜别，互道珍重，情景十分感人。

    这就是朝籍战士回国一事的来龙去脉。美国入侵朝鲜后，杜鲁门政府曾利用此事大作文章，指责中国容许居留在中国的朝鲜人回国参战。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9月22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

    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些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回去保卫自已的祖国的建设事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和神圣责任，任何国家都找不到借口可以妄加干涉。而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参加保卫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英勇斗争，只有同情，只有拥护。

    我认为，这一立场当时讲，光明磊落；现在说，无可挑剔。

    问：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迅即作出了武装入侵朝鲜的决定。朝鲜内战因此而扩大为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国际性局部战争。

    朝鲜战争的扩大化，引起了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根据总参谋部的建议，中央决定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与朝鲜党和政府的联系。据我所知，将军就是此时奉命前往平壤主持驻朝使馆工作的。您能否具体谈一下当时的情况？

    答：当然可以。

    全国解放时，我在西南军区担任情报处长。大约在1950年5月下旬，中央组织部通知西南军区，调我到外交部工作，准备去驻东德使团任职。

    我离开重庆赴北京报到正好是6月25日。到了北京后，6月30日深夜，周总理在西华厅接见了我。在座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军委情报部副部长刘志坚。

    总理对我说：“你的工作有变化，不去柏林了。朝鲜爆发了战争，中央考虑要尽快把驻朝使馆建起来。聂老总建议派你去，伯承同志也觉得合适。你自已有什么意见？”

    总理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外。然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特别是那里正在打仗，我立即回答：“总理，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很好！”总理高兴地说。接着他概要地向我们介绍了朝鲜的情况。总理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宣布入侵朝鲜，而且派海军霸占台湾，并公开表示要大力援助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从而完成了在亚洲下一步侵略行动的部署。这样，朝鲜问题就与台湾、与整个远东问题连到了一起。美国已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我们，我们必须作相应的准备。现在需要有人与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络。但倪志亮同志①还在武汉养病，所以，派你带几个懂军事的干部先到平壤去。”

    总理略作停顿，从文件夹中抽出一份文件说：“总参的意见是你们以军事观察组的名义去朝鲜。我考虑还是以使馆人员的身份去好。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其他人员由志坚同志负责挑选，汉夫同志帮助他们作准备，争取尽早出发。”

    赴朝的准备工作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最后确定去朝鲜的同志除我之外，还有倪蔚庭、薛宗华、张恒业、朱光、王大纲、刘向文等六位同志，另有四名电台工作人员。我任使馆代办。

    临行前，总理接见了我们，对我们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指示。他说：“朝鲜同志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只要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使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中朝两党、两国军委之间的联系，多方面了解战争情况，及时报告战场情况的变化。”

    7月10日，我们到达了平壤。金日成首相当天就接见了我，并指示有关部门立即为中国使馆架通直线电话，让我有事随时找他。同时要求指定专人定期向中国同志介绍战场情况。会见气氛热烈友好。

    使馆马上开始正式办公。8月12日，倪志亮同志身体尚未痊愈，即抱病赶到平壤，就任大使。

    问：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洛东江前线的美军也转入反攻。战局发生逆转，朝鲜人民军被迫转入战略退却。您能否谈一下美军仁川登陆之前，朝鲜人民军对战局作何估计？对美军登陆企图有无觉察？

    答：中国驻朝使馆正式办公之后，一直与朝鲜有关部门保持联系。朝鲜同志也定期向我们通报战局发展情况。但使馆没有向朝方的建议权。

    据我个人观察，在美军干涉之后，朝鲜同志曾作过一些长期作战的准备，例如：在全国进行了全面动员，编组二线部队等。但8月上旬，人民军发起洛东江战役，突破敌洛东江防线。随后又发起釜山战役，先头部队逼近釜山。敌军已被压至釜山周围的狭小地域，南朝鲜90％以上的地区已获得解放。在这样的时刻，年青的朝鲜人民军勇往直前，企图一鼓作气夺取最后胜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应该讲也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客观情况却往往与主观愿望相违背。由于战争双方装备条件差距悬殊，加之朝鲜人民军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补给困难。因此，朝鲜人民军的进攻终于被遏制了。战局呈胶着状态。

    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倪大使与我当时一方面希望人民军能顺利夺取最后胜利，另一方面也为人民军作战的前景担优。因为当时已有许多迹象表明，敌人正在进行反攻的准备，而且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可能性为大。

    问：如此说来，你们驻朝使馆已判断出敌人有登陆的企图。你们有没有向中央报告这一判断？中央又是否向朝方通报过这一判断？

    答：这段经历，在我写《板门店谈判》时没有敢讲。因为当时没有查阅档案，担心个人记忆有误。现在可以比较准确地向你谈了。

    1950年9月初，国内来电，要我即刻回国汇报工作。离开平壤前，倪大使、我，还有朱光武官等人研究了所掌握的情况，整理出几份书面材料，并共同确定了向中央汇报的内容。

    我根据讨论结果，草拟了一份汇报提纲。内容包括：战局发展概况、敌军情况、友军情况和几点观感四个部分。这份提纲经大家同意后，没有来得及打印，就由我带来了国内。

    9月7日晚，我到达了北京。聂荣臻代总长在第二天下午召见我，听取情况汇报。

    我按事先拟好的提纲，向聂老总汇报了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在谈到对战局发展趋势的判断时，我说：“目前人民军正与敌军在洛东江以南、以东地区对峙，战局已处于相持状态。敌人在全力阻止朝鲜人民军进攻的同时，加紧了对人民军后方交通线的空中封锁与破坏，并不断侦察与轰炸沿海港口。有消息说，美军已把在釜山地区作战的海军陆战部队调回日本，准备编组新的陆战师。这些情况似乎表明，敌人已在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反攻就会开始，而且非常可能以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而拉开反攻的帷幕。”

    聂老总打断我的话，问：“你们估计，敌人如果登陆，最可能的登陆地点是哪里？”

    “我们判断，敌人如果要登陆，可能会把地点选在仁川或其他地区。仁川，是汉城的门。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讲，都至关重要。拿下仁川，敌人可直捣汉城，既可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方运输线，又可与洛东江防御圈内的部队相互呼应，对人民军主力造成前后夹击之势。据了解，最近一个时期，敌人小股部队在仁川沿海的月尾岛、德积岛等处活动频繁，似乎是在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

    汇报持续了几个小时。聂老总听完汇报后说：“我们到朝鲜还不足两个月，能了解这么多情况很好。”他从我手中拿过去汇报提纲，边翻看边说：“这里面有些东西很重要。先放在我这里，我再仔细看一看，然后呈报主席。”

    我听说要呈报主席，连忙说：“聂老总，这个提纲搞得比较仓促，只作一个汇报时的纲目，所以没有打印。我的字不工整，呈主席看不太合适。我马上重新抄写一遍再上报吧。”

    聂老总说：“我觉得这份材料不错，字迹也蛮工整。看得清楚，不要重抄了。”

    聂老总当天就把这份提纲呈报了主席。毛主席看后，又批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几位同志传阅，并要周总理约我一谈。

    周总理很快就召见了我。具体情况，我在《板门店谈判》一书中已作了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

    十几天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我率东北边防军赴朝军事观察组（当时是以武官的名义）回到了平壤。

    至于中央如何向朝鲜方面通报对敌人反攻企图的判断一事，我当时不在朝鲜，说不清楚。当时中朝之间联络渠道很多，朝方多次派高级干部前来北京，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处也是一条渠道。

    问：那么仁川登陆之后呢？中央有没有向朝鲜方面提过其他建议？

    答：我是9月27日回到平壤的。这时，敌人已在仁川登陆成功，并基本占领了汉城。情况已很紧急。

    倪志亮大使告诉我说：几天之前，周总理曾让他向金日成首相转交过一份电报。周总理在电中，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上，对敌人下一步的动向和人民军的作战指导提出了参考意见，建议朝鲜同志考虑，在坚持长期奋战的总方针之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并说，敌人的意图．是速决，害怕持久战。人民军可采取灵活机动，寻敌弱点，集中兵力分割歼灭敌人的方针，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逐步削弱敌人，以持久作战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倪大使讲，金日成首相非常重视这一建议。并说：在目前情况下，十分希望中国同志能多提宝贵意见。他还要求倪大使每天与他或朴一禹见一次面，交换对战局的看法，以便让中国同志及时了解情况。

出兵决策

    问；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进朝鲜战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由此拉开帷幕。关于出兵决策，尽管您在《板门店谈判》一书中作了叙述，可我仍感到有些问题没有讲清。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广大读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建国之初，百业待举，为什么还要出兵参战。不打这一仗行不行？

    答：《板门店谈判》一书出版后，许多读者在给我的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不行。不打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法安下心来搞建设。这场战争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强加给我们的，是中国人民不得已而采取的一次军事行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6月27日的广播演说中讲了三条决定：一是派兵入侵朝鲜：二是派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三是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恢复殖民统治的战争。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打开地图一看就会明白，三个行动的最终目标是中国。这是一个针对新中国的三路向心迂回战略部署，其目的是要把新中国这个未满周岁的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

    实际上，当时战火已烧到了中国国土。从8月下旬起，美国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野蛮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几年前，我接待过一位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他当年曾在驻朝美国空军部队中服过役。他对我说：当年，我曾接到过明确命令，严禁飞机越过鸭绿江。言外之意，美国飞机不可能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轰炸。我回答说，也许你的确接到过这种命令，可到底是谁的飞机轰炸了安东等地呢？如果是偶然事故，怎么会多次发生类似事件呢？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就美机轰炸安东等地向中国道歉，没有炸，又道什么歉呢？

    境外战事一起，境内的局势就不安定。当时国内残存的国民党特务和散兵游勇有40多万，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开始了，蒋介石反攻大陆指日可待，所以勾结土匪、会道门危害人民，向新生的人民政权猖狂进攻。而在大城市中，则有那么一些人恐美、崇美情绪严重、不相信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能打100分，政治上能打50分，经济上只能打零分。”

    总之，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国内情况看，与美国好战份子较量在所难免。不把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周边环境来搞建设，也不可能消除国内的不安定因素。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彭德怀同志在自述中讲：“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胃口。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中共中央是全面衡量了各种利弊关系，下了最大的决心，才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的。周总理1950年10月24日，在政协会议上通报出兵决策时讲过一段很有份量的话：“敌人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

    读一读老一辈革命家当年讲过的话，至今我仍不免心潮激荡。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顶住压力，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作出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与体会。

    这几年出版的一些书籍和文章，对毛泽东决策出兵时的心态作了许多臆造的描述。什么“焦躁不安”啊，什么“毛泽东闭门不出三天三夜，出门后就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呀。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准确反映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所具有的那种气度。出兵决策，是中央政治局集体作出的，不是一个人苦思冥想的结果。我们今天应在掌握确切资料的前提下，如实反映决策过程中中央领导人的态度和意见，不应该、也不允许去虚构什么。

    谈到这里，我想顺便谈一点题外话。前几年有的人借题发挥，讲什么出兵朝鲜因为毛泽东“好战”，抗美援朝耽误了国内经济建设，等等。这些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抗美援朝作为一个历史决策，其正确与否，历史已经作了公正的结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越来越意识到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意义。毛泽东主席的确在晚年有过一些失误，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在决策抗美援朝过程中，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所起的主导作用，和他对中国革命、世界和平作出的杰出贡献。否定毛泽东，就是在否定我们这个党，否定我们的民族为维护世界和平而作出的贡献。

    问：我同意将军的意见。同时我认为，对于出兵决策，除了从保家卫国这个角度来理解之外，是否还应该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个角度来予以诠释？

    答：完全正确。找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正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出兵问题时明确指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朝鲜的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加猖獗，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出兵参战，对朝鲜、对中国、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先是抗日战争把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连结在一起，现在又是反对美国侵略把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与中国人民的保家卫国斗争联为一体。毛主席曾对金首相讲：我们两家的关系，总是我们有事你们帮忙，你们有事我们帮忙。这是对中朝关系一个很好的概括。朝鲜已处于危难之际，我们怎能袖手旁观？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感情深沉地说：“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出席会议的彭德怀同志回忆说，散会后，他在住处彻夜难眠。把主席的这几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见死不救，就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所以第二天开会时，他坚决拥护抗美援朝，并毅然担负起率师入朝作战的重任。

    现在有的人不理解这一切，只是强调当时的困难和一些枝节的问题。其潜台词为：中国出兵是斯大林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毛泽东不顾及民族利益。这是胡说八道。抗美援朝，本来中苏双方商定，苏联出动空军，我们出动地面部队。但就在大军开拔前夕，苏联突然变卦，空军暂不出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经深思熟虑，决定志愿军按原计划向朝鲜战场开进。这是何等豪迈的气魄。它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坚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问：关于出兵决策，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在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前，中国政府是否曾对美国的侵略行动提出过警告，或者通过有关渠道向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政府的立场？

    答：我们的原则向来是先礼后兵。我们不愿要战争，希望和平。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呼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以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在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侵朝战争前后，中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多次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是1950年9月30日，周总理在政协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他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已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对美国侵略的公开警告。另一次是通过外交途径发出的警告。10月3日凌晨，周总理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潘尼迦立即报告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这次谈话，是要通过印度政府给美国传话，让美国明确知晓中国政府的态度。据当时为周总理担任翻译工作的浦寿昌讲，总理事先对他说，在谈话中要突出一个“管”字。怎么管？什么时间管？都没说。但要求英文翻译要有相当的份量。总理知道“管”这个词在英文中不太好翻译，特意让浦寿昌好好琢磨“管”字怎么翻译，保证翻译时准确无误。

但是，美杜鲁门政府对我们的再一警告置若罔闻，视为“讹诈”，不屑一顾，仍然按既定计划训令侵略美军越过三八线北进，扩大战争。这样，我们就只好用另一种语言，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来和他们“对话”了。

运动战阶段的几个问题

    问：从1950年10月下旬到1951年6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连续发动了五个战役，将美军和南朝鲜军由鸭绿江畔驱至三八线地区，取得了运动作战的伟大胜利。在战争期间，志愿军和人民军是如何协调作战行动的？

    答；这个问题一下子说不清楚，我只能谈谈概况。

    志愿军刚入朝时，人民军部队大多尚在北撤途中，正面抗击敌人进攻的部队兵力有限。因此，第一次战役的主要任务由志愿军承担，人民军部队曾在东西线一些地区以阻击作战来掩护志愿军开进，并协同志愿军部队对进攻之敌作战。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部队与部分隔绝敌后的人民军主力部队会师。但人民军部队当时需要休整整编。因而第二次战役的作战任务依然主要由志愿军承担。人民军部队除在东线阻击敌军向图们江口推进外，还参加了战役追击阶段的解放平壤和向三八线进军作战。

    鉴于上述情况，在志愿军入朝初期，彭总与金首相商议确定，由朝鲜方面派朴一禹担任志愿军的副司令兼副政委，作为朝方派驻志愿军总部的全权代表，协调双方作战行动。另外，人民军总参谋部以一个联络组派驻志愿军司令部，共同工作。

    第二次战役胜利后，朝鲜人民军部队已基本完成整编，可以投入一线作战的部队有3个军团，另有几个军团也将开抵前线。这时，原有的协同方式有必要予以修正。1950年12月，经中朝两党协商，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朝鲜人民军金雄任副司令员，朴一禹任副政委。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均由联合司令部负责组织指挥。

    从此之后，重大作战行动一般均由联合司令部颁令实施。重大事宜彭总事前均与金首相协商，多数是以电报形式由我转报金首相。有时彭总或邓华副司令亲自到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与金首相会谈，金首相有时也到志愿军司令部会晤彭总，商谈军机要务。

    直到朝鲜停战，彭总一直担任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员兼政委。朝鲜方面后来由朴一禹代替金雄任副司令。到1953年2月，又由崔庸健接替朴一禹职务。

    此外，为协调某一方面工作或作战行动，中朝军队还设立过若干联合指挥部门，如东西海岸联合指挥部、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中朝联合铁道司令部，等等。

    问：据说在五个战役期间，围绕作战行动，曾出现几次争论或分歧。彭总讲，第一次战役后期就出现过一次，情况如何？

    答：第一次战役是在敌进我进的情况下，在遭遇中拉开战役序幕的。志愿军以突然、灵活的作战，迎头痛击北进之敌，迫使敌人败退清川江畔。这时，志愿军是强渡清川江，继续南进，还是停止追击，当时在指挥员之中是有不同看法的。

    彭总认为，敌人的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且已在清川江畔严密布防。在当时情况下，志愿军如果立即强渡清川江，没有取胜把握。所以他不赞成继续南进。他判断，第一次战役歼敌不多，志愿军实力尚未暴露，估计敌人稍事整顿，即可重新北犯。经过深思熟虑，他下出了一着诱敌深入的高棋。以部分部队与敌接触，如敌进攻，则节节阻击，牵着敌人的鼻子北上。主力则后撤三十四公里隐蔽休整，等敌人进至预定战场后，集中主力全力反攻，力争一举扭转战局。

    彭总的设想，得到了毛主席、金首相的赞同。事实证明，彭总的部署无比正确。第二次战役，我军彻底粉碎了敌人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收复平壤，将敌驱至三八线以南地区。美国报刊称此为“本世纪美国陆军的最大失败。”

    问：在第二次战役后期，据说苏联驻朝大使曾与彭总有过争论？

    答：是的。第二次战役后期，敌军向三八线以南地区实施总退却。志愿军部队转入战役追击。彭总的部署是稳步推进，力争在三八线以北地区大量歼灭敌人，同时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但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却建议，志愿军全力南进追击敌人，乘胜打到南朝鲜去。

    彭总不为所动。他很清楚，敌人靠机械化装备后撤，而志愿军靠两腿追击。硬要部队用两条腿与敌人的车轮子比速度，不但无法抓住敌人，取得大的战果，而且会增加部队的疲劳和困难。而不能大量歼灭敌人，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此，他拒绝了拉佐瓦耶夫的建议。

    彭总向毛主席如实汇报了上述情况，并坦率地陈述了自已对敌情的判断。他说：两次大胜后，速胜盲目乐观情绪也在滋生。苏联大使讲，敌人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即使它再吃一、两个败仗，也不会马上退出朝鲜。

    毛泽东支持彭总的分析，回电说：你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拉佐瓦耶夫见自已的建议未被接受，很是不满，讲什么，胜利了不追击，世界上没有见过这种打法。据说，他还向斯大林报告了他的不同意见。

    斯大林也不同意拉佐瓦耶夫的意见。他了解志愿军的困难，主动提出向中国增加援助运输车辆，以增强志愿军后勤运输力量，并明确表示，志愿军的作战指挥是正确的。

    问：有一部叫作《汉江血》的记实文学，详细描述了第三次战役前，毛主席与彭总在过不过三八线问题上的争论，引起了读者的关注。许多同志对该书的写法持否定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将军能否谈谈自已的看法。

    答：我没有读过你说的那本书，因而无法对那本书作什么评论。不过你讲的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了。当年彭老总受到不公正批评后，就曾有人借此事指责彭总对抗毛主席。

    我个人的看法很简单，此事决不是毛主席与彭老总之间的什么争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主席与彭总始终是密切合作，坦诚相见的。正是因为这两位伟大的军事家珠联璧合，才共同导演了这场战争史上壮丽无比的话剧。你提的问题，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第二次战役后期，彭总着手考虑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当时的情况，敌人正准备在三八线沿阵地转入防御，力图以空间换取时间，整军再战。从大的方面讲，敌人刚遭惨败，土气低落，新的防御体系尚未形成，志愿军乘胜扩大战果，继续进攻，打破敌人固守三八线的企图很有必要。

    但客观条件却使志愿军的行动受到很大限制。经过两个战役，部队指战员已经疲劳，减员没得到补充。另外，严冬降临，天寒地冻，部队生活、行动存在许多困难。特别要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攻坚战，部队的教育训练准备也不充分。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志愿军要立即向三八线地区之敌发起进攻有些勉强。

    彭总权衡利弊，建议采取稳进的方针，以部分部队追击南撤之敌，主力休整一段时间后再南下。首先争取在三八线以北地区大量歼灭敌人，然后再视情况越过三八线。

    12月8日，彭总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已的作战设想。他说：此次作战，如能在三八线以北大量歼灭敌人，即越过三八线，相机占领汉城。如不能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则不南进过远。准备让部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待后续部队进至前线，经充分准备后，再于明春展开决战攻势，突破三八线，歼敌主力。

    毛主席没有马上答复。主要因为这时国际舞台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美军在朝鲜惨败后，英法等国与美国在侵朝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经过美英首脑数日磋商，英国勉强同意在朝鲜继续打下去。但美国政府也承诺，要争取以谈判解决问题。其实美国杜鲁门政府这时讲谈判，目的是给在朝联合国军队争取一个喘息时机，准备再战。这样，美英等国即在各种场合大造舆论，提出先停火，然后谈判结束战争。

    先停火，后谈判，焦点在于先停火，这是一个花招。它利用了三八线在人们头脑中的旧观念，以和平的幌子掩盖其整军再战的真实目的。但在当时，的确也蒙骗了一些人。12月13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决议，建立朝鲜停火三人小组，要求交战双方立即停火进行谈判。

    要揭露敌人的阴谋，不仅在外交领域需要作坚决的斗争，在军事上也需要采用相应的行动。因此，尽管志愿军存在许多具体困难，客观上也以暂不过三八线有利，但军事服从政治，毛主席和党中央认为：志愿军应克服困难，打过三八线，粉碎敌人依托三八线挽回败局的企图。部队休整放到突破三八线之后进行。

    12月13日，毛主席指示彭总：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指示志愿军立即准备进行突破三八线作战。

    关于战役行动，毛主席完全同意彭总提出的稳进方针，指示彭总：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他还说：此次战役后，全军主力应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使敌人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下一步歼敌。而志愿军则休整一至两个月，进行春季作战的准备。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彭总从战场情况和部队实际出发，提出缓过三八线，毛主席则着眼于国际政治斗争需要，提过立即越过三八线。彭总接到主席指示后，马上组织实施了第二次战役。这种情况，在军事决策过程中司空见惯。我想，只要了解这段历史，人们都不会把此事作为毛主席与彭总分歧的一个例证。如果把它渲染为两人针锋相对，矛盾重重，那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问：在1950年除夕之夜发起的第三次战役中，中朝军队突破三八线，解放汉城，一直打到了三七线附近地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然而，在部队进至三七线时，彭德怀司令员突然下令停止追击，部队转入休整。据说当时有些同志对此意见很大，内部也有一些争论。将军在此期间，曾陪同彭总与金首相共商作战方针，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提到美军战术上的一个变化。

    第二次战役后期，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在后撤时身亡。李奇微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这个人在作战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上台伊始，就确定了一个原由；要依靠美军在火力和机动能力上的优势来保持主动。如中朝军队进攻，能守则守，不能守则主力迅速后撤，只以小部队实施迟滞作战。到中朝军队停止进攻，即为主力在优势火力支援下进行反攻，而不为保全地盘死打硬拼。

    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突破三八线后，李奇微为避免部队被歼的厄运，不惜放弃汉城，训令部队节节后撤，直退到三七线附近组成新防线。因此，中朝军队只歼敌一万二千余人。  但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群众彻夜庆祝胜利。而在朝鲜战场，部队也滋生蔓延起一种轻敌速胜的情绪。

    彭德怀司令员此时非常冷静。他提醒同志们要在胜利的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了解敌人不容易，了解自已更不容易。受了挫折往往低估自已，而胜利了则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已。”当他得知天安门广场群众庆祝解放汉城胜利的消息后，立即把解方参谋长找去说：“以后发战报，注意留有余地，不要使我们自已背上包袱。”

    彭总注意到：我军进攻时，敌人虽有三八线防线，但没有拼死固守，有的部队一经接触即迅速后撤。而且其撤退呈节节阻击、有计划后撤的状态。他判断，敌人是在诱我继续南下，拉长我军战线，以造成反攻的有利态势。而我军由于连续作战，部队极需休整。特别是战线由鸭绿江畔迅速推至三七线，后方交通线一下拉到近700公里，供应发生困难，东西海岸防御部队不足。如果继续南进，不仅十分勉强，而且一旦敌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向我反扑，将造成很大麻烦。

    彭总权衡再三，果断下令停止战役追击，部队转入休整，并准备打击敌人反扑。

    果然，第三次战役结束刚刚一个星期，敌人即开始反扑。如果不是彭总判断准确，处理果断，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

    然而在彭总下令停止追击时，有些同志却感到无法理解。当时任朝鲜副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永意见最大，说：现在敌人是大溃退。我们连汉城都收复了，为什么还要停止追击。应该一直追下去，一鼓作气打到海边，把敌人赶出朝鲜。也有的同志说：我们现在连战连捷，如果停下来政治影响不好。

    彭总的性格刚直不阿。他要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负责。他说：“能一鼓作气把敌人赶下海去，当然好。我也想早日夺取战争的胜利。可是谁能保证我们一追，敌人就会认输？敌人不退怎么办？敌人不仅不退反倒回过头攻我们又怎么办？要南进，也应作好充分的准备再行动，不能变成仓促的冒进。”他还说：“战争本身就有政治影响。打胜了影响好，消灭了敌人影响更好。打败了影响就不好。”

    1月中旬，我陪彭总和金首相会晤，共商军政方针。两位领导人经交换意见，取得了一致看法。金首相说：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开会研究了有关问题，认为停止追击转入休整，采取稳进的方针准备战点，这一措施是正确的。原来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经说服，也同意这一部署。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这个人几次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这一次又公开表示反对彭总的决定。

    彭总知道后说：不要管他。我对人民负责，有问题我承担责任。

    没想到拉佐瓦耶夫给斯大林发电报，报告了这件事。彭总听说后，就把自已的看法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完全支持彭总的决定，并把彭总的意见转告了斯大林。

斯大林说：真理在彭德怀同志一边。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他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这样一来，拉佐瓦耶夫才不再讲什么了。

停战谈判

    问：经过一年多的较量，朝鲜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据我所知，您就是这时由柴军武改名柴成文，参加停战谈判工作的。

    柴将军，关于停战谈判，有几个问题，我感到不太清楚。当时在战场上，敌我双方激战方酣。有的学者把进行谈判的原因归结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趋于均势。也就是说，谁也无法战胜谁了，所以才会谈判。这种说法对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又会谈判呢？

    答：原因当然不止这些。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敌我双方最高决策层对这场战争的新考虑来找答案。

  首先讲敌人方面。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基本战略思想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置战略重点于欧洲。所以其侵朝战争的指导思想是速战速决。仁川登陆成功后，杜鲁门的大脑也热了一阵子，有点忘乎所以。但中国出兵参战后，特别美军连遭惨败之后，杜鲁门被打清醒了。他逐渐认识到：武力统一朝鲜已不可能．这是一场既无法打赢、又不允许失败的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耗费人力、物力的战争。长此以往，美国将陷于朝鲜战争的泥沼之中，这与其欧洲第一的全球战略是矛盾的。与其为保全面子苦撑下去，不如设法尽早脱身。

    因此，杜鲁门顶住了国内好战分子施加的压力，并撤销了主张扩大战争的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于1951年5月16日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决定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并通过停火谈判。然后通过苏联，把美国想要谈判的愿望间接地传到了北京和平壤。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了敌军阵营关于谈判的种种表示。但以往情况表明，敌人惯于以谈判为幌子施展缓兵之计。这一次是否又是一个阴谋？还需周密观察。因此，没有立即作出反应。

    当凯南代表美国政府提出的谈判意见传到北京后，中央积极地研究了对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中国政府曾一再公开阐明这一立场。只是由于美国政府顽固坚持侵占全朝鲜的方针不变，才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未能奏效。现在美国政府表示愿意谈判，只要是真心实意，我们决不放弃一切争取和平的机会。正义在我们一边，我们不拒绝谈判。

    1951年6月3日，毛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在北京会晤，商议谈判问题。中朝领导人认为：可以进行停战谈判；关于谈判条件，除对方曾表示的以三八线为界停火外，应争取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后，金日成首相又去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战争双方都有了谈的意向。因此，停战谈判才会进行。

    问；在决定进行谈判的同时，战争双方是否在军事上也有新的部署？

    答：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请你读一下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他说：“第五次战役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会议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

    6月中旬，毛主席指示志愿军，“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后来，毛主席又就作战问题指示志愿军：在敌人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应坚持北纬三十八度线至三十八度五线之间地区。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志愿军党委确定：志愿军作战行动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战。以“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作为战略方针，利用朝鲜三八线地区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防御工事，大量地杀伤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时间，改善供应和装备，积蓄力量，争取将来有利时机的进攻，获致最后胜利。

    敌人方面也对战略方针作了调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授权他在三八线南北地区以地面进攻、海空作战及空降、登陆等作战样式，最大限度地杀伤中朝军队人员和造成物资损失，以配合谈判。但不允许进行大规模进攻。

    李奇微遵照这些指示，确定部队转入战略防御。但要求以强有力的局部进攻或其他作战手段夺取战场主动权。

    可见，战争双方在谈判的同时，都在军事上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方针。停战谈判的进程与战场上的军事斗争密切相关，只有在军事上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才可能在谈判桌上处于主动地位。这就决定了谈判期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不可避免性。

    问：停战谈判终于开始了。但谈判过程却艰难异常，双方几乎在每项议程中都分歧严重。这就使人产生一个疑问。双方的基本停火条件到底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与最后签署的协定相比，双方都在最初的条件上作了让步。区别在于，我们的让步是出于和平的诚意，而敌人则是在军事和政治上都遭到失败后被迫作出的。为了让你体会到这一点，我简要介绍一下双方最初的停火基本条件。

    朝中方面的条件是两国政府共同商定的。概括地说有三条：一、尽快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以三八线为界停火，双方各后撤10公里建立非军事区，并尽快遣返所有战俘；三、尽快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彭总在给谈判代表团的一封电报中讲：“和谈中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限期撤出朝鲜境内一切外国军队；其次是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前状态。除此以外，其它属枝节或技术性问题。”

    而“联合国军”方面的条件，则是由美国政府确定后与其他盟国磋商通过的。1951年6月3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达成停战的最低条件是：一、由双方人数相等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在全朝鲜自由行动监督停战。在该委员会发挥效能之前，停战协定不生效；二、以双方所占的阵地线为基础划定停战线，并在线两侧设20英里的非军事区；三、双方停战后不增加军队与装备；四、以一对一原则交换战俘。

    我认为，我们的条件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正如彭总所说的：“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提早结束战争，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因此，我们敢于在谈判一开始就将我们的条件公诸于世。而敌人的条件则包含了许多不切合实际的东西，因此一直不敢和盘托出，只能一点一点地往外挤。

    问：您刚才提到的彭总电报中，我注意到战俘问题并没有算作最基本的问题。可恰恰是这个问题双方分歧严重，致使谈判长期拖延。现在对此有种种议论。比如：为什么我们的战俘会比敌方战俘多？为什么我方代表在别的问题上可以让步，但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让步？

    答：战俘问题的背景很复杂。现在的青年人对此有些议论很正常。我想只要他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各种疑问自然会消除。

    战俘问题谈判开始后，双方交换战俘名册。我方提供的敌方被俘人员数字为11559人，敌方提供的我方被俘人员数字为13474人，其中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11754人。为什么我方被俘人员会超出对方这么多？原因有几条：

    一是朝鲜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南进作战时，俘虏的大批战俘中以南朝鲜军事人员最多。经过教育，大多数战俘自愿参加了朝鲜人民军。他们是光荣的人民军战士，有人还荣立战功，朝方当然不会把他们列入战俘名单之中。二是俘虏朝鲜人民军人员最多的时候是美军在入侵三八线以北地区时，美军把他们均列入了战俘名单。而且在美军北侵时，曾遭到朝鲜人民的普遍抵抗。所以他们常常是见人就抓。特别是从鸭绿江畔南撤时，更大批掳走平民百姓。他们将这些平民与战俘关押在一起，也称为战俘。所以在他们交来的战俘名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三是我军执行俘虏政策，曾先后战场上释放过几批战俘。

    这些便是造成了双方战俘数目相差较大的主要原因。至于志愿军战俘，在第一至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有被俘者，但数目不大。主要是第五次战役北撤阶段受了一些损失，增加了被俘人员数字。进入阵地战后，志愿军被俘人员不多。

    双方在谈判桌上一交换战俘数字，美国人便认为他们吃亏了。再加上军事分界线和停战监督等谈判中他们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便想在战俘问题上作文章。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美国要遏制共产主义，必先搞臭共产党人。它想利用战俘问题往共产党脸上抹黑。

    如何抹黑呢？他们无视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明文规定，竟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自愿遣返”的原则。从字面上看，似乎他们是充分尊重战俘的意愿，合乎人道主义。其实却掩盖着惨无人道地迫害和屠杀中朝战俘的血淋淋的事实。

    在美军战俘营中，美军战俘营管理人员与南朝鲜、台湾蒋介石集团特务沆瀣一气，拿着事先印好的拒绝遣返“志愿书”，强迫战俘在上面签字。谁要不签，轻则毒打一顿，让你再“考虑”，重则把人打晕，硬摁手印。对那些宁死不屈的战俘，就在其身上强行刺上反共口号或图案，让你想回国而不敢回国。再不奏效，就毒打致死。战俘营里终日血雨腥风，变成了一座生死无度的人间地狱。

    作为谈判的参加者，我承认，最初我们对美国当权者的险恶用心以及美军在战俘营中的所作所为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谈判会因战俘问题而搁浅，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竟成了阻碍谈判的最大障碍。随着对方提出了“自愿遗返”的原则，特别是美军在战俘营残害中朝被俘人员的消息传到板门店之后，我们意识到战俘问题很不简单。在对方建议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不愿把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引入战俘问题的谈判，但对方要这样做，我们只有慨然应战，打赢这一场政治仗。

    我们有两件有利的武器，一是《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公约118条明确规定：“战争结束后，战俘毫不迟疑地予以释放并遣返。”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是完全违背这一规定的。二是美方残害中朝被俘人员的事实。铁证如山，它无法抵赖。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够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

    经过顽强斗争，当然我们也作了必要的让步，最后美国不但没有达到往中朝方面脸上抹黑的目的，反而自已出了丑。战俘营丑闻彻底暴光。是谁惨无人道，是谁不尊重人权，真相大白于天下。美国政府被搞得狼狈不堪。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很多志愿军战俘到台湾去了呢？

    答：他们是被武力胁裹到台湾去的。

    按停战协议规定，停战后，双方不直接遣返战俘，交中立国遣俘委员会看管，由双方派代表对本方战俘进行90天的解释工作，愿回乡者立即遭返。

    但美方害怕我方代表与战俘接触。所以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破坏我方代表的解释工作，并在战俘营中使用种种残暴手段逼迫战俘拒绝遣返。结果原定90天的解释工作，时断时续，实际上只进行了10天，便被迫停止。而在这10天中，战俘也是在特务的控制下来和我方代表见面的。见面时，有的机械地按照事先规定好的词句大喊一通。可到了晚上，就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冲出牢笼回到祖国怀抱。即使是白天，也有许多战俘在我方代表感召下，表示愿意遣返。10天中回来的人竟达442人。

    这时，按理应顺延80天，继续完成解释工作。但美方见势不妙，竟不顾中朝方面的强烈抗议，悍然将剩下的战俘全部扣留押送台湾，交给了蒋介石集团。

    这就是志愿军战俘被掳往台湾的真相。当然，在这些战俘中，确实有不愿回国的人。主要是那些在解放战争被俘的原国民党军人中的军官，特务和兵痞。这些人在旧军队时间很长，而加入解放军时间充其量不过两年，脑袋里仍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所以进了战俘营，敌人威胁，拉拢后，就卖身投靠了。但这种人，充其量不过有几百人，绝不会成千上万。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向你推荐贺明同志写的《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一书，那里面记述了对战俘进行解释工作的经过，十分真实。

    问：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零18天，而且在谈判期间，战场上依旧战斗激烈。这样一种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景象，也算得上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了。柴将军，在描述了谈判过程中一些问题的交锋过程后，我想请您从总体上来评述一下谈判久拖不决的原因。我读过一些西方和南朝鲜出版的史书。他们把谈判久拖不决，归结于中朝方面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您对此有何评价。

    答：我的评价恰恰相反。停战谈判久拖不决的原因，是美方总想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便宜。

    彭总对停战谈判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评价：“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者征服别的国家，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火并，相持不决，只好用妥协瓜分殖民地谋得短暂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是一个妄图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遭到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力图翻案。因此，朝鲜停战谈判不能不是一场异常尖锐的复杂而长期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作为世界头号军事、政治强国，美国政府已习惯于指手划脚，说一不二。现在要它的代表坐下来与朝中方面的代表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谈判，的确心有不甘。

    我参加了谈判的全过程。我的亲身感受是：当时美国人很傲慢，认为美国的头号对手是苏联，而中国和朝鲜只属于第二层次对手。似乎总是感到作为“自由世界”领袖与“共产党世界”第二层次的对手谈判是辱没了身份。因此总放不下架子，总想谋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达不到目的，就使用种种手段设置障碍，使得谈判的每一项议程都步履维艰。毛主席在评述朝鲜停战谈判时曾指出：“美帝国主义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迫不得已。”真是一针见血。

    问：除此之外，美方拖延谈判的原因，是否还应该从其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理解……

    答：完全正确。我在《板门店谈判》一书中，把美国政府当时的心态归结为两句话“打时想谈，谈时想打。”要说明这一点，应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纲领。

    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一个编号为NSC68的文件，题为《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和政策》，其中心内容为：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以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世界。这个战略目标，文件规定：要大力扩军备战，组建“自由世界”的军事联盟。在必要时，不惜采取军事手段扑灭民族解放运动，遏制共产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尽量采取非军事手段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是“和平演变战略”。

    现在，在朝鲜打起来了，但在欧洲进行的军事结盟和经济复兴计划仍嫌进展缓慢。而扩军备战工作也不尽如人意，需要加快速度。然而要完成这一切，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而美国国内厌战情绪很重。国会对增加军事预算态度消极。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保持紧张状态，以战争威胁来笼络盟国结成军事联盟，或迫使国会让步，增加军事拨款，以尽快完成扩军备战计划。

    要紧张，却又不能过分紧张。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不愿也不允许在朝鲜与中朝军队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可就此罢手，又将损害其世界霸主的地位。杜鲁门政府只好折衷一下，采取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争取战争主动权，通过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这一战争指导方针。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对此方针很是理解，对停战谈判期间的行动作了如下部署：在军事上，训令部队时刻准备进攻，并不断地发动攻势，如1951年的“夏秋攻势”等，同时利用海空优势，对中朝军队后方狂轰滥炸，搞“绞杀战”、“细菌战”，力图以立体攻势来迫使中朝军队屈服，签订城下之盟。而对于谈判，则明确指示谈判代表；只要共产党的建议不符合美国利益，就要采取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应该“冷酷多于温和”，用“简短、生硬、有力的语言回答问题。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只要能出口，尽管用粗鲁的话。不要怕谈判拖长、甚至破裂。”

    因此，联合国军的代表在谈判前期，可谓是肆无忌惮，作出了许多恐怕连自已都感到可笑的事情，使得每一项议程谈判都显得步履艰难。停战谈判时断时续，一再陷入僵局。

    我们对于敌人的策略，看得很透，所以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当时中央给谈判代表团的谈判方针是：“争取和，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在谈判桌上，一方面坚决回击敌人的挑畔，义正辞严地驳斥敌人的无理要求，充分揭露敌人破坏谈判的丑恶面目；另一方面，则以极大的耐心和灵活的方式，来引导谈判向前发展，向世界人民表明我们的和平诚意。

    与此同时，中朝军队在战场严阵以待，以勇猛顽强的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各种军事进攻。并在稳固防御的基础上，逐步把战争焦点引向敌占阵地，由小到大，最后发动了金城战役，一举歼敌7.8万多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迫使敌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在停协定上签字。

彭德怀司令员把我们的方针概括为两句话：“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中朝军队最终夺取了战争的胜利。1953年7月27日，朝鲜交战双方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写在篇末的话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回顾了战争期间的许多情况后，我最后请将军对这场战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作一个评价。

    将军点燃一支香烟，沉思片刻，语调凝重地回答说：“对于一场战争的评价，如果局限于某些数字的比较和作战行动的得失上，是很难跳出框框架架，得出客观的结论的。要客观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必须把这场战争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以高视角、大视野进行研究。我目前正与黄政基、张常瑾同志合作撰写一部书稿，取名为《三大突破》，论述中国走向世界的三大突破过程。抗美援朝战争在三大突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翻身仗，一个扬眉吐气的翻身仗。”

    “为什么说是翻身仗呢？”将军捻灭香烟，继续说：“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之前，中国与外国侵略者打了多少场战争，哪一场是以胜利而告终的？没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胜利。

    经历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赢得了民族的解放，驱除了帝国主义在华殖民势力。但形势依然很严峻。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尚未得到确立，帝国主义还在伺机卷土重来，而苏联尽管作为兄弟党承认了我们的胜利，却认为我们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毛主席说“1949、1950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这句话让人感慨万分。

    “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这场战争的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苏联军队也随即撤出了旅大。

    “在美军向鸭绿江推进时，麦克阿瑟将军曾断言：中国即使出兵，也不足为患。因为中国军队历来不堪一击。假如他们敢与美军交战，必将遭到最大的杀戮。然而就是这支‘不堪一击’的军队，却使美军遭受了‘陆军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这不能不使美国重新估量中国的力量，修正其侵朝战略，打一场有限战争，避免与中国全面开战。不仅如此，战争的结局还直接影响了美国后来的战略决策。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地面部队一直不敢越过北纬十七度线入侵越南北方。因为他们很清楚，在越南军民后面，屹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三八线的阴影始终在美国决策者们大脑萦绕。他们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中国军队直接交战。所有这些，促成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在世界事务，特别是亚洲事务的举足轻重地位。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都是建立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的。”

    “其次，战争提高了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们的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清肃亲美、祟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所以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是一次巨大的军事胜利，而且也是一项伟大的思想工程。它消除了部分人的自卑感，提高了我们的自豪感，这个成就不得了。那时，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从这种意义上讲，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脚跟。